陈立宜:面板业第一“叛将”
2013-12-03 来源:商界
随着22日华星光电执行副总陈立宜及其它5名台籍员工,被调查局台北市调处,以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3年以下有期徒刑罪名为由,移送检方侦办。台湾面板业第一“战将”的“叛逃”经历也成为关注的焦点,同时两岸面板业的竞争也可见一斑。
陈立宜的“叛逃”经历
固步自封只可能面对被淘汰命运。人如此,产业亦然。台湾200好汉从“战将”到“叛将”,不仅是一个人和一群人的故事,更是一个产业的转移,一次世代的变迁。
2012年6月15日,贺成明辞去华星光电CEO,陈立宜代理CEO走上台前。
关于很少曝光于媒体前的陈立宜,台湾媒体曾用极煽情的文字来描述他的“背叛”——“90138030,是台湾面板的税码。曾经,这个代号帮台湾创造了上兆元(新台币)营收,是‘两兆双星产业’之一;曾经,台湾面板厂有机会进军中国大陆,打造中国大陆第一条高世代面板厂;曾经,台湾有机会与中国品牌业者联手抗韩,让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面板出口国。然而,2009年11月,一场两百人的历史性挖角,改变了一切。”
2009年11月,TCL布局,原台湾奇美电“第一战将”陈立宜率台湾面板业200好汉投身大陆,打造华星。
——从“战将”到“叛将”,这不仅是一个人和一群人的故事,更是一个产业的转移,一次世代的变迁。
“策反”
“李董(TCL董事长李东生)问我,自组团队可不可行……他给我一天时间跟台湾团队谈。”
全球最快——创纪录17.5个月建好面板厂;全球最大——打造出110英寸全球最大液晶面板;两岸单一厂产量最大——32英寸电视面板厂年产能2400万片;中国大陆第一——第一家成功复制三星模式,上有政府资金支持、自主面板技术,下有品牌厂作为出海口,通吃上下游产业链的面板厂。
——这是在深圳,不是台湾。
很难想象,2009年11月,现坐落于深圳市光明新区高新技术园区,占地六十万平方米的华星总部,仍是一片荒芜。华星产品设计开发光学部部长胡哲彰说,第一次来勘探时,这里是土鸡城、菜园,“我们在那边吃土鸡,还不敢跟老板说,明天就会有人把你们铲掉。”
胡哲彰是陈立宜“挖”来华星人才之一。陈立宜,昔日台湾奇美电“第一战将”,曾为奇美电开发出全球第一片可量产的30英寸电视面板。其最彪悍的战功是,当奇美电痛失全球电视面板老大宝座,他主导奇美电转攻中国大陆市场,击退三星,一举拿下大陆市场41%占有率,领先三星整整二十个百分点。直至今日,号称台湾面板双虎的奇美电、友达,仍坐拥大陆电视面板市场近半壁江山。
然而2009年奇美电一场高层人士风暴,以及随后而来的奇美电被群创合并,却让陈立宜被迫出局——还没离开老东家,就有人问他的位子何时空出来,当时“我都跟别人说,我是败军之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此时,TCL董事长李东生为他提供了一个更大平台——打造中国大陆最先进且与国际基本同步的8.5代面板厂。
此举无疑是国内第三大电视品牌TCL,布局产业链的重要一环。而其大背景是,平板显示产业被列为我国战略性支持产业。其一,产业规模和市场潜力巨大。大陆是全球面板最大销售市场,每年的液晶电视需求占全球四分之一,亦是全球最大电视机制造基地,每年生产全球一半电视机。但是与此同时,不掌握液晶面板的量产技术,也就意味着将丧失全球彩电产业的话语权;其二,产业资本与技术密集。这是我国与国际巨头技术最为接近的产业之一。能否在这领域取得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的突破,将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正因为此,政府亦扮演了“推手”角色。“十二五规划”中,2015年面板必须达到八成本土采购。而这个数据2011年仅是5%。
在全球面板业“三国四地”(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格局中,谁能抢占下游客户,称霸未来?韩国三星、LG都在卡位;中国本土龙头京东方也开始建8.5代面板厂;后来占股华星30%的深圳市政府当时正跟夏普谈引进技术;而离职奇美电之前,陈立宜正打算提议奇美电将兴建中的8.5代厂搬到大陆……
壮志未酬,面对TCL抛出的橄榄枝,陈立宜仅考虑了一晚,即召集六名同伴,宣布建面板厂。
这六名同伴原本打算跟随他再创业,做投资不过五百万元的模组设计公司,“听到后都傻掉了,根本反应不过来”。
三天内,必须拿出营运企划书。“我连续三天,七点起床,八点开始写;中午吃饭,我边打电脑边叫我老婆喂我包子,我起来只有上厕所;晚上吃晚餐,喂那种不用移动的;晚上十二点洗澡,一点睡觉,早上起来继续打……”245亿元总投资规模就是这样算出来的,“集了十年功力,摊提多少,几年后损平……22页写出来后,立刻送到深圳市政府。”
这是深圳市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单一投资工业项目。对所有投身其中的人来说,是机遇,更是风险。首当其冲的关隘就是,作为中国大陆首条没有技术引进、全靠自主创新建设的最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人才,从哪儿来?
挖角
“郭董(郭台铭)说去华星也没用,他会把它买下来后,叛逃过去的都Fire(开除)掉。”
“如果五、六个月找不到人,华星就不成了。”跟时间赛跑,李东生看中的正是陈立宜丰富业内经验以及赫赫战功树立起的威望。当时TCL高级副总裁贺成明担任华星总裁,负责政府关系,执行副总裁陈立宜则负责找人。用贺成明的话说,项目初立,业内人士多有疑虑,政府领导也颇感压力,“一些设备和材料厂家拜访我时,看到办公室里只坐着我一个人,他们的担心明显写在脸上。李东生董事长每次见面第一件事就是问我找到了几个人,甚至要汇报这些人的个人简历。”
8.5代面板厂投资大,技术难度高,当时全球仅数家日韩企业拥有这一技术,而在内地更是空白。华星能不能找到合适的技术人才并将这些人融合起来形成战斗力?
“盖面板厂,至少需要八十个关键人才。台湾面板是做制造起家,四万名工程师,99%都是制造人才,找八十个建厂人,应该不太难。”拿到高世代面板厂执照后,陈立宜立马飞回台湾找人。
但没想到,原本说好要一起加盟华星的同伴,率先打退堂鼓。“本来两人一起挖人,一天之内就少了50%人力。”不仅如此,刚下飞机,陈立宜就接到了台湾媒体的电话,“记者问,听说你要挖一百多个?廖董事长(原奇美电董事长廖锦祥)也打来问,这怎么一回事?经济部常务次长黄重球也打来问……”隔天,全台湾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秘密挖角变成众所瞩目,如芒在背,压力巨大,陈立宜只能笑说,这下好了,“根本不用登征人广告。”
事实上,这种如临大敌的阵仗,映射出台湾当地一以贯之的产业政策:把最好的技术、最精华的管理“留”在“岛”内,“放”到内地的,往往是人力密集、低技术水平的产业。譬如富士康。殊不知,世界是平的,固步自封只可能面对被淘汰的命运。
当时连华星公司名字都未确定情况下,陈立宜决定放手一搏,租下台湾当地一栋二楼公寓,设立人力中介公司。他开出五个条件:在光电产业排名前列的人才、肯冒险、要更高职位、要更大舞台、要更高薪水。
说是条件,倒不如说是“利诱”。最直接的刺激就是高薪,“工程师若在台湾一年领年薪200万元新台币,华星直接换算成人民币200万元,约新台币1000万元,等于是台湾4.5~5倍的年薪,至于主管的年薪更高达新台币1500万元。”
即便如此,“前十天最难熬,原本谈好来,又反悔的就有六、七千人”,还遭遇过有人派卧底来假面试,探虚实。以至于在内地心急如焚的贺成明接到消息,立马飞到台湾,直接到一些面板大厂请朋友帮忙找人。据说他从对方会议室出来时还差点撞上对方企业总经理,不得不绕道出去,异常尴尬。
显然,“挖角”消息见光后,台湾面板业界防堵更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甚至连打扫清洁的阿姨都被怀疑是陈立宜派出的探子。以奇美电为例,内部加薪并下令,“员工一个都不能少”。不仅如此,传言四起,一说“郭董(郭台铭)说去华星也没用,他会把它买下来后,叛逃过去的都Fire(开除)掉。”又说,帮华星工作拿不到薪水,因为内地的高薪挖角常常都是空头支票。更甚至,跳槽华星者都接过存证信函(台湾的一种搜证方式,用于法律程序之前,作为对簿公堂时的证据),一张张往家里送,“我妈接到还问我发生什么事。”跳槽华星的一位员工回忆说。
随着一场场面试在星巴克,或是高铁旁的快餐店隐秘进行,这场两岸业界利诱、威胁的人才角力战,更是轮番上演。
“能做的就是把面试次数增加,碰撞机会高,成功几率也高。”之后,陈立宜再采取“人滚人”策略,先挖主管,从资历五到六年、担任厂长者开始挖,据说一个跳槽者最高纪录为华星带进了十名人才。与此同时,为防堵流言,凡提早赴华星报到者,陈立宜先发新台币一百万元(约合人民币20万元)奖金。
此役,陈立宜创纪录地挖走台湾面板业200多名人才,成就台湾面板史上最大跳槽风,又一次轰动行业。
“合体”
“我要他们像马一样,不要看公不公平了,要一起向前。这个公司只有推进到量产,才能存活!”
2010年3月,人马到齐,华星动工。外界纷纷讪笑“乌合之众”。的确,除台湾人才,华星也网罗了不少日韩精英。此时对这个团队的最大考验,就是怎样做到人和。
譬如台湾人讲求公平、权责分明,会认为不是自己造成的错误,就不需要负责收拾,而且只要心里一不舒服,表现就差,最后就算没有产出约定好的产品,但至少能拿到最低的金额。陈立宜说,“这两百多人一开始也是跟我谈公不公平,谈到公不公平,效率一定会下降”,因此,他不要团队讲公不公平,只要整个团队一起解决,“我要他们像马一样,不要看公不公平了,要一起向前。反正会议桌上我不准人讲公不公平。讲,我就当场骂,叫他罚站。”
讲效率不讲公平,不仅是大陆商业大环境需要,更是生存需要。面板厂的竞争力,决定于速度:谁能提早量产,谁就能吓阻竞争对手建厂。当时京东方比华星早四个月建厂,因此对华星来说,要想赶上2012年的五一假期和十一假期的需求,一条是建厂,一条是研发,两条线必须在2011年8月交会量产。也就是说,算算时间,得在17.5个月内量产。
在外界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边是建厂。在面板业,七成靠设备,三成靠经验。买设备时,华星一人当两人用,“高峰期,现场设备商比员工还多”;搬设备时,因为有政府支持,一天内让两百台货柜车进城,设绿色通道让日本的设备四十八小时入关;赶建厂时,一天可以派两万名工人入场。
2011年1月,主厂房如期完成,好不容易松口气,只等着日本运来的设备。3月11日日本海啸,消息传来,价值上千万元的两台溅镀机被海啸卷走了。隔天一早,会议室里气氛沉重,主管们直冒冷汗。后来证实说不仅溅镀机要重新运到港口出港,载着曝光机的船也受到辐射污染,不得不被强制在海上漂流两周,不断洒水降低辐射量后才移入。这就让整个进度落后了一个月。
为了赶工,很多人连续三个月每天只睡三小时。到了仅剩三个月就要量产的时候,新安装的机台调校,管线又没牵好……台湾工程师觉得不可能如期量产,“王国和(奇美电前厂长、华星光电副总裁)就下强势指令给工厂要支援建厂工作。工厂说,这不是我的工作,有一些厂长和部经理反弹,我就采取强烈的措施。”
千头万绪。对陈立宜来说,只有一个首要目标,那就是活下来。他板起脸来命令所有人全力支援,“这个公司只有推进到量产,才能存活!”
而另一边更重要的,也更为外界关注的就是研发。毕竟,项目上马并不意味着技术上马,买断、合资、挖人都不能形成完全的自主创新实力。
宣战
“来大陆以前,我觉得我剑术练得很厉害,但是这里人家是拿枪。”
17.5个月——全球最快速度!2011年8月8日,华星点亮第一片面板,第8.5代TFT-LCD面板生产线项目正式投产,仅落后京东方约一周时间。业界平均一年量产,而华星不到半年就量产——两岸业界多半质疑华星面板是“买来拼凑的”。
如何证明拥有570多项专利的技术实力?华星要做全球最大110英寸液晶面板!
陈立宜在白板上从基本的线路图到背光设计,从头到尾花三个小时讲一遍后,硬是逼研发团队做全球第一片110英寸液晶面板。“做的理由,一个给中央看政绩,一个是给士气鼓舞。刚刚建厂不只台湾不看好,设备厂也不看好;台湾面板厂觉得不可能,京东方也觉得不可能。点亮了,别人觉得你一定从其他地方运过来。110英寸做出来,这总不可能是拼接吧?”
然而要争这一口气,就要不断推翻工程师们的“不可能”底线。研发主管侯鸿龙解释说,面板做大有技术难度,连彩色滤光片、偏光板、运送盒子都得量身订做。
但这又不仅仅是为争一口气。陈立宜说,“这是有市场的。苏宁电器的老总来,我做给他看,他说可以卖,一年,算算我卖九百部,就可以赚很多。”
2012年3月9日,华星将这片世界上最大的长245厘米、高137厘米的110英寸面板运到了北京。
据说因为面板重达1600公斤,为了运送,陈立宜包了飞机试飞五次;送至机场的途中,为了怕晃动造成面板损伤,车辆以龟速前进,“有时候开太快,我还要拿起对讲机跟司机说,开慢一点”;到了北京面板发布会场,光接上讯号线源就花了四个小时。
而之所以选择在北京发布,正因为北京是对手京东方的大本营。陈立宜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华星有做面板的实力!
至2012年4月,华星累计出货超过100万片液晶电视面板,良品率已达92%。同月,三星电子向华星光电下了大额订单。2012年6月,华星光电的4.5代OLED(有机发光二极管)试验线进入设备安装阶段。截至2012年年底,华星的产能就可供应内地35%电视机所需。有“十二五规划”的支持,陈立宜预估华星至少还有五年的好光景。
面对台湾业界千夫所指,被迫背上“叛将”之名,他不回避,“不能说我挖墙角,这是公平竞争。过来大陆工作的两百个台湾人,在大陆的面板产业可以得到更多机会,可以和当地人合作得很好,我觉得就是达到我的任务。”
从华星出发只要两个小时车程,就可抵达深圳的面板聚落,占面板成本八成的三项材料——背光模组、彩色滤光片、玻璃供应商,都已进驻,而华星的对面就是旭硝子。
除了产业聚落便利,像华星这样的本土企业还有关税保护政策的支持。2012年4月1日起,政府将32英寸及以上不含背光模组的液晶面板进口关税,从3%上调至5%。
——这些都是机会。2012年5月,京东方就已历史首次超越友达、三星,成为中国大陆第二大电视面板供货商。电视面板业洗牌已经开始。尽管奇美电、友达在大陆总出货量市场占有率近5成,但随着京东方及华星光电8.5代面板线量产及满产,2012年年底,两大本土面板厂的市场占有率将由此前的不及10%上升为25%。此外,三星及LG在大陆投资的高世代线也将投产。
先前台商并非没有机会登陆,但台湾当地却为了避免技术外流,出台政策限制面板厂赴内地投资。结果导致大陆现在高世代面板生产线里,没有一家是台商。反观韩国三星、LG却已提早在大陆布局。而华星则是地方政府发出的最后一张门票,此后权力收归中央严审面板执照,“2009年4月那一波放开,现在已经不可能发生,只能往前跑。”
因此陈立宜反倒忧心起台湾面板业前景,“有些东西在台湾没法做,我发现台湾科技业就是苦劳、工时长,大家事倍功半。”“来大陆以前,我觉得我剑术练得很厉害,但是这里人家是拿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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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宜的“叛逃”经历
固步自封只可能面对被淘汰命运。人如此,产业亦然。台湾200好汉从“战将”到“叛将”,不仅是一个人和一群人的故事,更是一个产业的转移,一次世代的变迁。
2012年6月15日,贺成明辞去华星光电CEO,陈立宜代理CEO走上台前。
关于很少曝光于媒体前的陈立宜,台湾媒体曾用极煽情的文字来描述他的“背叛”——“90138030,是台湾面板的税码。曾经,这个代号帮台湾创造了上兆元(新台币)营收,是‘两兆双星产业’之一;曾经,台湾面板厂有机会进军中国大陆,打造中国大陆第一条高世代面板厂;曾经,台湾有机会与中国品牌业者联手抗韩,让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面板出口国。然而,2009年11月,一场两百人的历史性挖角,改变了一切。”
2009年11月,TCL布局,原台湾奇美电“第一战将”陈立宜率台湾面板业200好汉投身大陆,打造华星。
——从“战将”到“叛将”,这不仅是一个人和一群人的故事,更是一个产业的转移,一次世代的变迁。
“策反”
“李董(TCL董事长李东生)问我,自组团队可不可行……他给我一天时间跟台湾团队谈。”
全球最快——创纪录17.5个月建好面板厂;全球最大——打造出110英寸全球最大液晶面板;两岸单一厂产量最大——32英寸电视面板厂年产能2400万片;中国大陆第一——第一家成功复制三星模式,上有政府资金支持、自主面板技术,下有品牌厂作为出海口,通吃上下游产业链的面板厂。
——这是在深圳,不是台湾。
很难想象,2009年11月,现坐落于深圳市光明新区高新技术园区,占地六十万平方米的华星总部,仍是一片荒芜。华星产品设计开发光学部部长胡哲彰说,第一次来勘探时,这里是土鸡城、菜园,“我们在那边吃土鸡,还不敢跟老板说,明天就会有人把你们铲掉。”
胡哲彰是陈立宜“挖”来华星人才之一。陈立宜,昔日台湾奇美电“第一战将”,曾为奇美电开发出全球第一片可量产的30英寸电视面板。其最彪悍的战功是,当奇美电痛失全球电视面板老大宝座,他主导奇美电转攻中国大陆市场,击退三星,一举拿下大陆市场41%占有率,领先三星整整二十个百分点。直至今日,号称台湾面板双虎的奇美电、友达,仍坐拥大陆电视面板市场近半壁江山。
然而2009年奇美电一场高层人士风暴,以及随后而来的奇美电被群创合并,却让陈立宜被迫出局——还没离开老东家,就有人问他的位子何时空出来,当时“我都跟别人说,我是败军之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此时,TCL董事长李东生为他提供了一个更大平台——打造中国大陆最先进且与国际基本同步的8.5代面板厂。
此举无疑是国内第三大电视品牌TCL,布局产业链的重要一环。而其大背景是,平板显示产业被列为我国战略性支持产业。其一,产业规模和市场潜力巨大。大陆是全球面板最大销售市场,每年的液晶电视需求占全球四分之一,亦是全球最大电视机制造基地,每年生产全球一半电视机。但是与此同时,不掌握液晶面板的量产技术,也就意味着将丧失全球彩电产业的话语权;其二,产业资本与技术密集。这是我国与国际巨头技术最为接近的产业之一。能否在这领域取得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的突破,将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正因为此,政府亦扮演了“推手”角色。“十二五规划”中,2015年面板必须达到八成本土采购。而这个数据2011年仅是5%。
在全球面板业“三国四地”(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格局中,谁能抢占下游客户,称霸未来?韩国三星、LG都在卡位;中国本土龙头京东方也开始建8.5代面板厂;后来占股华星30%的深圳市政府当时正跟夏普谈引进技术;而离职奇美电之前,陈立宜正打算提议奇美电将兴建中的8.5代厂搬到大陆……
壮志未酬,面对TCL抛出的橄榄枝,陈立宜仅考虑了一晚,即召集六名同伴,宣布建面板厂。
这六名同伴原本打算跟随他再创业,做投资不过五百万元的模组设计公司,“听到后都傻掉了,根本反应不过来”。
三天内,必须拿出营运企划书。“我连续三天,七点起床,八点开始写;中午吃饭,我边打电脑边叫我老婆喂我包子,我起来只有上厕所;晚上吃晚餐,喂那种不用移动的;晚上十二点洗澡,一点睡觉,早上起来继续打……”245亿元总投资规模就是这样算出来的,“集了十年功力,摊提多少,几年后损平……22页写出来后,立刻送到深圳市政府。”
这是深圳市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单一投资工业项目。对所有投身其中的人来说,是机遇,更是风险。首当其冲的关隘就是,作为中国大陆首条没有技术引进、全靠自主创新建设的最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人才,从哪儿来?
挖角
“郭董(郭台铭)说去华星也没用,他会把它买下来后,叛逃过去的都Fire(开除)掉。”
“如果五、六个月找不到人,华星就不成了。”跟时间赛跑,李东生看中的正是陈立宜丰富业内经验以及赫赫战功树立起的威望。当时TCL高级副总裁贺成明担任华星总裁,负责政府关系,执行副总裁陈立宜则负责找人。用贺成明的话说,项目初立,业内人士多有疑虑,政府领导也颇感压力,“一些设备和材料厂家拜访我时,看到办公室里只坐着我一个人,他们的担心明显写在脸上。李东生董事长每次见面第一件事就是问我找到了几个人,甚至要汇报这些人的个人简历。”
8.5代面板厂投资大,技术难度高,当时全球仅数家日韩企业拥有这一技术,而在内地更是空白。华星能不能找到合适的技术人才并将这些人融合起来形成战斗力?
“盖面板厂,至少需要八十个关键人才。台湾面板是做制造起家,四万名工程师,99%都是制造人才,找八十个建厂人,应该不太难。”拿到高世代面板厂执照后,陈立宜立马飞回台湾找人。
但没想到,原本说好要一起加盟华星的同伴,率先打退堂鼓。“本来两人一起挖人,一天之内就少了50%人力。”不仅如此,刚下飞机,陈立宜就接到了台湾媒体的电话,“记者问,听说你要挖一百多个?廖董事长(原奇美电董事长廖锦祥)也打来问,这怎么一回事?经济部常务次长黄重球也打来问……”隔天,全台湾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秘密挖角变成众所瞩目,如芒在背,压力巨大,陈立宜只能笑说,这下好了,“根本不用登征人广告。”
事实上,这种如临大敌的阵仗,映射出台湾当地一以贯之的产业政策:把最好的技术、最精华的管理“留”在“岛”内,“放”到内地的,往往是人力密集、低技术水平的产业。譬如富士康。殊不知,世界是平的,固步自封只可能面对被淘汰的命运。
当时连华星公司名字都未确定情况下,陈立宜决定放手一搏,租下台湾当地一栋二楼公寓,设立人力中介公司。他开出五个条件:在光电产业排名前列的人才、肯冒险、要更高职位、要更大舞台、要更高薪水。
说是条件,倒不如说是“利诱”。最直接的刺激就是高薪,“工程师若在台湾一年领年薪200万元新台币,华星直接换算成人民币200万元,约新台币1000万元,等于是台湾4.5~5倍的年薪,至于主管的年薪更高达新台币1500万元。”
即便如此,“前十天最难熬,原本谈好来,又反悔的就有六、七千人”,还遭遇过有人派卧底来假面试,探虚实。以至于在内地心急如焚的贺成明接到消息,立马飞到台湾,直接到一些面板大厂请朋友帮忙找人。据说他从对方会议室出来时还差点撞上对方企业总经理,不得不绕道出去,异常尴尬。
显然,“挖角”消息见光后,台湾面板业界防堵更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甚至连打扫清洁的阿姨都被怀疑是陈立宜派出的探子。以奇美电为例,内部加薪并下令,“员工一个都不能少”。不仅如此,传言四起,一说“郭董(郭台铭)说去华星也没用,他会把它买下来后,叛逃过去的都Fire(开除)掉。”又说,帮华星工作拿不到薪水,因为内地的高薪挖角常常都是空头支票。更甚至,跳槽华星者都接过存证信函(台湾的一种搜证方式,用于法律程序之前,作为对簿公堂时的证据),一张张往家里送,“我妈接到还问我发生什么事。”跳槽华星的一位员工回忆说。
随着一场场面试在星巴克,或是高铁旁的快餐店隐秘进行,这场两岸业界利诱、威胁的人才角力战,更是轮番上演。
“能做的就是把面试次数增加,碰撞机会高,成功几率也高。”之后,陈立宜再采取“人滚人”策略,先挖主管,从资历五到六年、担任厂长者开始挖,据说一个跳槽者最高纪录为华星带进了十名人才。与此同时,为防堵流言,凡提早赴华星报到者,陈立宜先发新台币一百万元(约合人民币20万元)奖金。
此役,陈立宜创纪录地挖走台湾面板业200多名人才,成就台湾面板史上最大跳槽风,又一次轰动行业。
“合体”
“我要他们像马一样,不要看公不公平了,要一起向前。这个公司只有推进到量产,才能存活!”
2010年3月,人马到齐,华星动工。外界纷纷讪笑“乌合之众”。的确,除台湾人才,华星也网罗了不少日韩精英。此时对这个团队的最大考验,就是怎样做到人和。
譬如台湾人讲求公平、权责分明,会认为不是自己造成的错误,就不需要负责收拾,而且只要心里一不舒服,表现就差,最后就算没有产出约定好的产品,但至少能拿到最低的金额。陈立宜说,“这两百多人一开始也是跟我谈公不公平,谈到公不公平,效率一定会下降”,因此,他不要团队讲公不公平,只要整个团队一起解决,“我要他们像马一样,不要看公不公平了,要一起向前。反正会议桌上我不准人讲公不公平。讲,我就当场骂,叫他罚站。”
讲效率不讲公平,不仅是大陆商业大环境需要,更是生存需要。面板厂的竞争力,决定于速度:谁能提早量产,谁就能吓阻竞争对手建厂。当时京东方比华星早四个月建厂,因此对华星来说,要想赶上2012年的五一假期和十一假期的需求,一条是建厂,一条是研发,两条线必须在2011年8月交会量产。也就是说,算算时间,得在17.5个月内量产。
在外界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边是建厂。在面板业,七成靠设备,三成靠经验。买设备时,华星一人当两人用,“高峰期,现场设备商比员工还多”;搬设备时,因为有政府支持,一天内让两百台货柜车进城,设绿色通道让日本的设备四十八小时入关;赶建厂时,一天可以派两万名工人入场。
2011年1月,主厂房如期完成,好不容易松口气,只等着日本运来的设备。3月11日日本海啸,消息传来,价值上千万元的两台溅镀机被海啸卷走了。隔天一早,会议室里气氛沉重,主管们直冒冷汗。后来证实说不仅溅镀机要重新运到港口出港,载着曝光机的船也受到辐射污染,不得不被强制在海上漂流两周,不断洒水降低辐射量后才移入。这就让整个进度落后了一个月。
为了赶工,很多人连续三个月每天只睡三小时。到了仅剩三个月就要量产的时候,新安装的机台调校,管线又没牵好……台湾工程师觉得不可能如期量产,“王国和(奇美电前厂长、华星光电副总裁)就下强势指令给工厂要支援建厂工作。工厂说,这不是我的工作,有一些厂长和部经理反弹,我就采取强烈的措施。”
千头万绪。对陈立宜来说,只有一个首要目标,那就是活下来。他板起脸来命令所有人全力支援,“这个公司只有推进到量产,才能存活!”
而另一边更重要的,也更为外界关注的就是研发。毕竟,项目上马并不意味着技术上马,买断、合资、挖人都不能形成完全的自主创新实力。
宣战
“来大陆以前,我觉得我剑术练得很厉害,但是这里人家是拿枪。”
17.5个月——全球最快速度!2011年8月8日,华星点亮第一片面板,第8.5代TFT-LCD面板生产线项目正式投产,仅落后京东方约一周时间。业界平均一年量产,而华星不到半年就量产——两岸业界多半质疑华星面板是“买来拼凑的”。
如何证明拥有570多项专利的技术实力?华星要做全球最大110英寸液晶面板!
陈立宜在白板上从基本的线路图到背光设计,从头到尾花三个小时讲一遍后,硬是逼研发团队做全球第一片110英寸液晶面板。“做的理由,一个给中央看政绩,一个是给士气鼓舞。刚刚建厂不只台湾不看好,设备厂也不看好;台湾面板厂觉得不可能,京东方也觉得不可能。点亮了,别人觉得你一定从其他地方运过来。110英寸做出来,这总不可能是拼接吧?”
然而要争这一口气,就要不断推翻工程师们的“不可能”底线。研发主管侯鸿龙解释说,面板做大有技术难度,连彩色滤光片、偏光板、运送盒子都得量身订做。
但这又不仅仅是为争一口气。陈立宜说,“这是有市场的。苏宁电器的老总来,我做给他看,他说可以卖,一年,算算我卖九百部,就可以赚很多。”
2012年3月9日,华星将这片世界上最大的长245厘米、高137厘米的110英寸面板运到了北京。
据说因为面板重达1600公斤,为了运送,陈立宜包了飞机试飞五次;送至机场的途中,为了怕晃动造成面板损伤,车辆以龟速前进,“有时候开太快,我还要拿起对讲机跟司机说,开慢一点”;到了北京面板发布会场,光接上讯号线源就花了四个小时。
而之所以选择在北京发布,正因为北京是对手京东方的大本营。陈立宜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华星有做面板的实力!
至2012年4月,华星累计出货超过100万片液晶电视面板,良品率已达92%。同月,三星电子向华星光电下了大额订单。2012年6月,华星光电的4.5代OLED(有机发光二极管)试验线进入设备安装阶段。截至2012年年底,华星的产能就可供应内地35%电视机所需。有“十二五规划”的支持,陈立宜预估华星至少还有五年的好光景。
面对台湾业界千夫所指,被迫背上“叛将”之名,他不回避,“不能说我挖墙角,这是公平竞争。过来大陆工作的两百个台湾人,在大陆的面板产业可以得到更多机会,可以和当地人合作得很好,我觉得就是达到我的任务。”
从华星出发只要两个小时车程,就可抵达深圳的面板聚落,占面板成本八成的三项材料——背光模组、彩色滤光片、玻璃供应商,都已进驻,而华星的对面就是旭硝子。
除了产业聚落便利,像华星这样的本土企业还有关税保护政策的支持。2012年4月1日起,政府将32英寸及以上不含背光模组的液晶面板进口关税,从3%上调至5%。
——这些都是机会。2012年5月,京东方就已历史首次超越友达、三星,成为中国大陆第二大电视面板供货商。电视面板业洗牌已经开始。尽管奇美电、友达在大陆总出货量市场占有率近5成,但随着京东方及华星光电8.5代面板线量产及满产,2012年年底,两大本土面板厂的市场占有率将由此前的不及10%上升为25%。此外,三星及LG在大陆投资的高世代线也将投产。
先前台商并非没有机会登陆,但台湾当地却为了避免技术外流,出台政策限制面板厂赴内地投资。结果导致大陆现在高世代面板生产线里,没有一家是台商。反观韩国三星、LG却已提早在大陆布局。而华星则是地方政府发出的最后一张门票,此后权力收归中央严审面板执照,“2009年4月那一波放开,现在已经不可能发生,只能往前跑。”
因此陈立宜反倒忧心起台湾面板业前景,“有些东西在台湾没法做,我发现台湾科技业就是苦劳、工时长,大家事倍功半。”“来大陆以前,我觉得我剑术练得很厉害,但是这里人家是拿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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