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更加复杂使各种新风险应运而生。城市居民收入增加，消费水平提高，生活日新月异，人们日常生活方式和生活工具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在需求层次提升的同时，也伴生着新的安全风险。比如，汽车进入家庭，居民出行由“骑自行车”发展成为“驾驶汽车”，从而衍生出各种交通事故以及城市交通道路的安全设计等新安全问题。
人口不断膨胀日益成为城市可持续增长的不确定风险。规模巨大、持续膨胀且高度密集的城市人口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平衡关系，加剧了城市的治安以及环境卫生等方面的矛盾。城市的不断扩大和迅猛发展，使得城市系统的复杂性增强，安全系数相对下降。不仅高层建筑、生命线工程和大型关键设施自身运营的风险大大增加，而且供水、供电、供气、交通、通讯等公共设施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程度也在增强。任何一个环节的失灵都会引发连锁效应，甚至引起整个城市的瘫痪，导致重大伤亡、社会动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造成的新移民与之带来的诸如城市原有居民的排斥等新问题。
粗放式发展弊端逐渐呈现。经过一段时间发展，我国人均GDP已在1000美元以上，但尚未建立起先进、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尤其一些中小城市过分追求高速度、资源消耗高、经济效益差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虽然能够为地方经济带来短期内的快速发展机遇，但也带来了诸多环境隐患。城市仍有待于采取更多的有效措施防治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噪声污染、食品污染。
生活节奏加快导致精神压力不断加大。一方面，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大大增加了公众的心理压力，主要体现在公众的幸福感体验和压力排解对象的选择和排解方式的选择。另一方面，市场化过程中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渐渐为人们所关注，如失业、下岗、社会风气、贫富差距等。并且国内收入不均的情况正在加剧，“收入差距扩大”正向“收入差距悬殊”发展。据联合国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统计，中国城市的基尼系数已由1978年的0.16增加到2000年的0.32.国际经验表明，当基尼系数超过0.4时，往往开始出现社会紧张局面。
全球化、信息化的负面意义渐起端倪。我国多年实行对外开放制度，在加快融入世界经济的同时，也使我们的对外依存度上升至40％。如随着城市同国际社会的交流范围及频率加快，一些国际犯罪组织也纷纷将触角伸入国内，除传统犯罪外，恐怖主义、劫机、国际贩毒、黑社会组织等也初现端倪；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许多大型企业、金融机构、政府机关以及各军事单位都相继采用计算机管理系统，重要的涉及个人隐私、企业商业秘密以及国家安全机密的信息资料大都存储在计算机中或利用计算机通讯网络来传递。如果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网络黑客等网络犯罪行为就会趁机而入，危害信息系统安全和公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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