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3月03日 | 爱立信和三星互诉案背后：全球5G网络设备市场新格局的博弈

 首次大规模5G专利纠纷——爱立信与三星互诉案正在全球上演。距离双方上次专利战平息不过6年时间，面临续约问题的双方再启战端。与前次相比，此次全球诉讼的范围、规模乃至声势都更加浩大。截至目前，双方已在中国、荷兰、比利时、德国和美国发生诉讼，涉诉专利超过21项。

巧合的是，双方前次专利战的爆发恰值4G商用前夕，而此次则伴着5G大规模商用的步伐。不同的是，4G时代，三星在无线网络市场尚属“新手”，市场份额一度维持5％以下。而进入5G时代，三星华丽转身成为该领域主要玩家之一，基站份额在2019年6月已达到38％。华为遭遇困境后顺势“上位”的爱立信和正在趁势发展网络设备业务的三星此番碰撞，是谱写市场新格局的博弈。作为5G时代首次大规模专利战，新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规则或将在博弈中产生。

爱立信VS三星

此次专利战起于2020年底，据爱立信对外透露的信息，诉讼发生的原因是双方在专利协议续签条款上难以达成一致。2020年12月7日，三星低调向武汉中院提起诉讼，要求确定其与爱立信之间的全球许可条款。爱立信在随后的法院文件称对此并不知情，三星武汉诉讼是“秘密的”。三星选择既非双方公司所在地、也非双方产品主要市场的武汉发起诉讼的原因暂时不详。不过，有观点认为，这与中国地区专利许可费率相对较低有关。

同年12月11日，爱立信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对三星提起诉讼。爱立信称三星拒绝接受FRAND许可费率，并提出只有在爱立信同意降低费率的情况下，才会交叉许可其专利，违反了专利许可的“诚信缔约的合同义务”。

12月14日，三星向武汉中院申请禁诉令，要求在武汉诉讼审理期间至案件裁判生效时，禁止爱立信就涉案4G、5G标准必要专利向其他法院发起类似诉讼（已提起的此类诉讼立即撤回或中止）及申请临时禁令救济、永久禁令救济或行政措施行为。12月25日，武汉中院下达“禁诉令”。

12月28日，爱立信针对三星武汉诉讼及禁诉令向德克萨斯州东区法院提出抗干扰禁令申请。当日，德克萨斯州东区地方法院法官Rodney Gilstrap发布命令，禁止三星执行已取得的禁诉令。1月11日，该法官进一步发布初步禁令，禁止三星采取任何行动干扰爱立信在美国针对三星的诉讼。

在此期间，1月1日、4日，爱立信以US6879849等4项专利被侵权为由，先后在德州东区法院和ITC控告三星。1月15日，爱立信再次以US9037166等4项专利被侵权为由，先后在德州东区法院和ITC控告三星。

作为回应，2月4日、12日，三星先后两次针对爱立信发起337调查申请，所涉专利同样是8项。

同时，1月初，爱立信在德国对三星提起四项诉讼，涉及EP3008908、EP2819131（US7151430同族）、EP1721324（US7151430同族）、EP1465334、EP2220848等5项专利。在荷兰和比利时，爱立信同样提出了专利侵权诉讼并申请了初步禁令。值得一提的是，跨境禁令是荷兰专利法院的专长，该法院可能会在专利有效的所有国家、地区发布侵犯欧洲专利的禁令。

短短两个多月间，双方诉讼区域覆盖欧、亚、北美三大洲，涉诉专利超过20项，在全球知识产权诉讼史上都是不多见的。2012年底，爱立信就曾因专利许可协议续签问题与三星对簿公堂。但那次诉讼仅在美国发生，诉讼范围和规模与此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双方于2014年初达成和解，以三星向爱立信支付6.5亿美元并数年版税结束了双方持续一年多的诉讼。

巧合的是，前次发生续约纠纷的时候，恰是4G商用前夕，而这次爱立信和三星的纠纷正好发生在5G大规模商用之年。4G时代，三星还是无线网络市场的边缘玩家，与老牌强旅爱立信几乎没有直接竞争关系。5G时代，三星则已是无线网络市场的主要供应商之一。或许也是因此，双方此次纠纷，格外声势浩大。

三星无线网络业务的跌宕

近两年，华为连遭打压，全球智能手机、网络设备市场多年基本稳定的格局出现变数，蝴蝶效应之下，爱立信和三星均是受益者。

据市场调研机构Dell’Oro的报告，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华为5G的市场份额为32.8%，与第二季度43.7%的份额相比，华为的市场领导者地位遭到了巨大挑战。而此前市场份额仅次于华为的诺基亚和爱立信则出现大幅增长。爱立信2020年财报显示，2020年爱立信整体营收达到278亿瑞典克朗(约33.25亿美元)，同比上涨163%；净利润为17.6亿瑞典克郎(约2.11亿美元)，与2019年比翻了近十倍。爱立信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鲍毅康表示，2020年公司实现大幅增长主要得益于5G设备的强劲销售。

如果说爱立信的增长是顺势补位的量变，那么三星网络设备业务经历的几乎称得上一次起死回生的质变。2019年初，便曾有三星内部人士向媒体透露，在华为陷入困境之际，三星正在积极调动人力物力，准备大力发展其电信网络设备业务。2019年底，三星中国研究院高级总监沈志春表示，截至2019年6月，三星基站在全球的份额达到了38%。要知道，网络设备业务在三星一直是近乎“鸡肋”的地位，甚至一度传出将被思科收购的传闻。

注：2013-2018年全球电信网络设备市场格局

三星在无线网络市场起步很晚，直到2011年后三星才以LTE设备领域为突破口大举进入4G市场，此前其重点关注WiMAX技术。据估计，直到2015年，在三星内部，无线网络业务的收入比重仅在1％-2％之间。Dell’Oro的统计数据显示，其在电信网络设备市场的份额长期保持在4％以下。

在4G时代初期，三星也曾雄心勃勃。2012年2月，三星电子网络设备业务部门的市场负责人I.P.Hong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声称三星的目标是在2012年底成为全球第三大LTE基础设备供应商，在2013年取得20%的LTE市场份额，并在2015年通过自然增长排名进入电信基础设备制造商前三。也是在此期间，三星和爱立信发生了续约纠纷。彼时雄心勃勃的三星未尝没有与爱立信掰掰腕子的心思。

但如Dell’Oro数据，整个4G时代，三星网络设备业务都没能取得突破。网络设备是一个对稳定性和性价比追求极高的市场，多数运营商会选择原有网络供应商。在2G、3G方面缺乏技术积累的三星很难打开市场。

但到5G时代，故事发生了翻转。以5G技术的积累为根基，三星来势汹汹。据IPlytics，截至2020年初三星是全球5G专利授权量最多的企业。而运营商对2/3/4G原有网络供应商的坚持，在政治压力下也出现缝隙，华为留下的空档给了三星切入的机会。除了韩国当地的运营商外，三星在美国为AT&T和Verizon提供5G网络设备，并在去年与Verizon达成了新的5G协议。在2020年4月与T-Mobile合并之前，三星还是Sprint的5G供应商。

据Dell'Oro 2020年第一季度的数据，华为以35.7％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爱立信以24.6％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二，诺基亚以15.8％的份额排名第三，三星以13.2％排名第四。在Gartner近日发布的《通信运营商5G网络基础设施魔力象限》报告中，三星在远见者象限占有一席之地，且是最接近由爱立信、诺基亚和华为组成的领导者象限的公司。

注：5G网络基础设施魔力象限

如果说4G时代，三星于爱立信而言还远不成气候，那么到5G时代，三星已经正式登堂入室，与爱立信形成直接竞争关系。华为后来居上的前鉴尚未远去，对5G技术积累丰厚的三星，爱立信怎会不警惕？此次大规模专利对抗，不仅是爱立信和三星专利力量的对抗，更是双方市场竞争的先导。无论是爱立信发起的空前规模的专利诉讼，还是三星抢先申请禁诉令的举动乃至一系列强势的应对，都透露出双方博弈的决心。爱立信在ITC投诉中甚至明确指出，爱立信和诺基亚目前都提供4G和5G蜂窝基础设施产品，可以取代侵权的三星产品。

5G时代专利许可规则奠定？

作为全球首次大规模5G专利纠纷，对5G专利许可范式的形成必然产生影响。

注：部分权利人5G专利许可费率

专利许可费率一般由掌握专利的权利人自行公布或由相应领域专利池如Avanci等给出标准，从来没有统一的行业范式，特别是前沿技术领域。以5G为例，早在2017年，就有5G标准必要专利权人陆续公布了许可费率，但各家公布费率各不相同。最早公布费率的爱立信给出的5G标准必要专利费是每部手机最低2.5美元，最高5美元。而次年秋诺基亚宣布5G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费上限为每台设备3欧元。InterDigital对于多模5G手机，每部收取0.36美元到1.2美元不等的专利使用费（谈判前）。而高通宣布的许可费率为，5G品牌单模手机售价的2.275％，品牌多模手机售价的3.25％，手机售价以500美元为上限，据此计算，一部同时支持3/4/5G的手机最高需要交16.25美元专利使用费。

部分厂商还会对不同市场采用不同的许可费率。比如，爱立信就曾在2019年表示愿意将5G智能手机的专利使用费率从5美元降至2.5美元，以适应印度市场需求。

当然，上述费率均为公开许可费率，与实际谈判中产生的专利许可费率往往大不相同。批量购买能力、提供交叉许可的能力、协议期限等可能影响谈判价格，专利实施人的议价能力决定了最终专利许可费。2G、3G时代，标准必要专利掌握在老牌巨头手中，实施人在专利领域基本没有话语权，议价能力很弱。这种情况随着实施人知识产权实力增强，到4G时代已经有所改变。5G时代，新的实力对比必然带来新的议价结果。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每一次谈判乃至诉讼，都是一次双方博弈的过程，其结果，特别是诉讼结果，经常成为同类许可条款确定的参考。当同属5G专利顶级权利人的三星和爱立信相撞，5G时代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新常规或将开始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