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3月16日 | SIA的能量与“难言之隐”：中美半导体协会成立工作组后

3月11日上午，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一则重量级消息：“中美半导体行业协会宣布成立‘中美半导体产业技术和贸易限制工作组’。” 

全文不到360字，点明了中美半导体产业技术和贸易限制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成立的初衷、工作内容、方向以及对话机制和流程。两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新型对话渠道的建立，从纵向的时间节点上看，是有步骤有层次的（“经过多轮讨论磋商”）；从横向的时间节点看，它并非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与中美阿拉斯加高层战略对话的准备期相吻合，可以说，我们有理由对中美两国促进更深层次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抱有更高的期待。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工作组把两国协会的信息共享机制程序化、规则化了：每年两次会议，双方协会将各自委派10家半导体会员公司参加，这种标准化的流程尤其针对的是特朗普时代后期对华科技战呈现出来的乖戾、非理性、散漫无序、无原则的态势。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以下简称SIA）暂时并没有在官方网站上作出回应，而是通过彭博社等媒体的采访表态“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业界同行保持定期对话，这是正在进行的工作的一部分。”

工作组可以说把之前虚掩的一道门缝又轻叩了一下，期望此次“小叩”能发“大鸣”，虽然双方都只算是民间团体，但“以民促商”，“以民促官”是过去四十多年来中美立体化多维度对话机制的重要路径。我们有必要对SIA的发展做一个大致的扫描，尤其是以“档案查询”模式搜索去年8月份中美贸易战升级以来的主要动向，才能对SIA到底在多大范围内、多少程度上能影响美国国会、商务部、国防部等政府部门的决策有清晰的把握，提高信息传达的精准度，避免出现认知失序和期望偏差。

SIA的前世今生

SIA成立于1977年，至今已经走过了四十多个年头。彼时恰逢美国半导体行业距离黄金时代只有一步之遥的“白银时代”，即单一芯片的集成功能技术革新即将迎来大爆发。处在外包（Fabless）前夜的美国半导体昭示着为系统公司提供定制化集成电路商业服务模式的形成，一批EDA公司也处在萌芽中的成长阶段，行业信息互通有无，和政府顶层设计打通关节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于是，执行业之牛耳的英特尔总裁，大名鼎鼎的Robert Noyce当仁不让地牵头发起成立了SIA。当时SIA成立之始，初衷主要是搜集行业内的各类数据，统计后作为行业的指示性参照。80年代后SIA逐渐向K街靠拢，增加了游说和政府参谋功能，智库性职能逐渐拓展，其中最典型的一项操作是SIA改造了STEP（美国半导体贸易统计计划），1984年，SIA将其更名为WSTS，即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

作为仙童半导体公司和英特尔的共同创始人之一，Robert Noyce是SIA的主要发起者

SIA一直伴随着美国半导体巨无霸的地位协同成长，所以，去年SIA连发多篇危机意识十足的报告时，开头起势都从90年代开始叙说，以凸显SIA的历史厚重感，表达一种过往与序章的无缝连接，助力美国半导体继续引领世界。并且，SIA有意识地让自己成为整个美国半导体业界的全民代表，目前官方描述是“代表全美半导体公司总营收95%的企业”，而这个数字在10多年前则是85%。

如果我们再把SIA的“内部器官”做一个扫描，就会发现其成员主要分了四类，国内核心骨干会员（Charter Members）有24家美国半导体公司，国际成员有9家，分别是Allegro、Arm、英飞凌、铠侠、联发科、恩智浦、三星、SK海力士和台积电；另有15个合作会员（Corporate Members，主要是一些设备原材料以及EDA公司）和13个合作伙伴（Corporate Partners，主要为金融和智库类企业），最初的大型企业如AT&T、IBM和HP等等因为各种原因现在都退出了SIA会员序列。

我们有理由相信，参加中美半导体和行业峰会的10个美方企业，就在SIA的24个核心成员之内。

由此可见，目前和SIA有合作的后三类可以面向海外开放的会员入口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中国企业的身影。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次中美“工作组”的成立是一种突兀的凿空之举，因为SIA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就每年定期来华访问，借助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CSIA）加入世界半导体协会（WSC）的东风，SIA于2007年3月27日正式成立了北京办事处。当时SIA主席乔治·斯卡利思说：“中国不但是重要的半导体市场，还正在成为重要的半导体设计和制造基地北京办事处的成立将帮助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和中国半导体产业、信息产业以及政府机构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作为知华派的SIA，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政府决策？

过去几十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崛起，美国国内出现了各类对华分析机构，在经济、地缘政治、军事、高科技等领域中涉华的高端智库报告也越来越频繁，其中，SIA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深层剖析是各种报告中阅读体验最有 “知华派”感觉的一个。

2020年11月17日，SIA在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之时马上开了一个“中国半导体自主计划，现状与未来”（China’s Semiconductor Self-Sufficiency: Present and Future Prospects）网络研讨会

SIA全球政策副总裁Jimmy Goodrich，在“集微访谈”中道出了去年秋天那份引发全球半导体行业热议的《政府激励计划与美国半导体制造竞争力报告》出炉的初衷：“过去几十年，美国在联邦层面上都没有类似的激励政策。现在随着半导体行业越来越被重视，政府会向我们咨询很多问题。为什么美国境外的半导体厂比境内的多？为了寻求这些重要答案，我们和波士顿咨询公司才合作了这份报告。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在美国建晶圆厂和在别的国家建厂的最大区别之一，是美国对半导体加工业没有刺激政策。事实上，由于联邦政府刺激的缺失，在美国建立运营一个先进晶圆厂的成本比其他亚洲国家高28%。甚至欧洲某些地区的建厂成本都更有竞争力，因为他们有刺激计划。”

SIA全球政策副总裁Jimmy Goodrich向集微网进一步阐述了SIA的职能

须知，这份报告出台时，时任总统依然是特朗普，SIA不可能先知先觉知道11月份的大

选结果，所以我们可以默认这份报告的主要写作对象依然是特朗普团队，去年年底拜登确认当选之后，SIA再次出台了《2020美国半导体盘点》（State of the Industry Report），虽然这份报告更侧重对全球各国半导体研发规模的研究，但和上一份报告相比有很强的存续性，甚至可以说是前者的子集，所以我们可以很安全地得出结论，SIA并未因为美国政府换届而改变自己原有立场。

SIA某种程度上是美国最大的24个半导体企业的“商业共同体”，不容低估它在国会、国防部和商务部决策方面的影响力，我们可以通过一则案例对此稍作分析。

美国时间2020年11月18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BIS）发布了一项最终规则，对《出口管制条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即EAR）进行修订。在修订之前，BIS曾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SIA可以说是BIS重要的参谋团，为此写了一份长达31页的反馈，对BIS所需要理清的七个主要问题一一做了分析解答，比如如何定义新兴技术，采用什么标准来判定广义类别中是否有某些技术对美国国家安全重要，确定此类技术的渠道或资源等等。

通篇报告读下来，SIA的基调更多是的担忧而非阐释——担忧的是BIS对所谓的敏感技术输出的模糊边界或者任意扩大，最终会产生“回旋镖效应”，最终损害的是美国半导体行业，如下图：

这个表述可以说是去年8月份SIA为“华为禁令”抱不平的雏形。

现实层面上，BIS很显然并未采纳SIA提出的意见，而是采用了更加严厉的对华为的围堵限制。SIA对美国特朗普时代的商务部的完全对华脱钩倾向进行了抨击，Jimmy Goodrich告诉集微网：“有些报道说三星也有意在美国建先进的逻辑节点代工厂，这对美国来说是巨大的胜利。美国应该欢迎来自国内外半导体公司的投资，正如我之前所说，没有一家公司或一个国家能完全自给自足。美国政府必须意识到这一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SIA一以贯之的理念用八个字来概括：无限爱国，有限遏制，SIA承担了美国半导体行业在商言商背后的某些意识形态的情绪，并且希望能把行业的发展和捉摸不定的地缘政治做一个微妙的平衡。

SIA的难言之隐

集微网曾经指出其去年9月份的有关美国半导体竞争力的报告有意无意忽视了供应与需求博弈的情况；并且相当下的芯片短缺危机暴露了业内之前相对不受重视的封装环节，但在SIA两份重量级报告中均未提到封装对产业链的影响，这些“漏洞”看似和SIA的专业性并不相符。

SIA的“露怯”并非没有难言之隐。

SIA向BIS做意见反馈的时候，曾经抱怨过自己权限过低：

并且要求政府部门尽可能开放共享一部分涉及国家安全的机密信息。SIA秉承的对华有限遏制战略背后反映出的恰恰是对半导体上下游生态的深刻了解，但SIA对政府的定义坚持了共和党模式的有限服务角色定位，Jimmy Goodrich对此告诉集微网：“政府长期以来都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但不是决定性角色。起决定性作用的始终是市场、技术、管理以及产品这些影响公司成败的因素。但政府能做的，是提供一个鼓励创新的环境，这涉及到不同层面。不只是给制造厂提供奖励，而是有一个整体的大局策略，包含创建公平的市场，推行竞争法律，保护知识产权，投资改善大学教育和工作环境，让人才能为全世界的半导体公司服务。”

SIA的呼声经过层层过滤考量，只能把最尖锐、最能反映中美半导体博弈的，最符合传播学效应的那部着重表达出来，力图得到美国政府部门最可能的积极正面的回应。

结论

自一月下旬白宫主人更易以来，“拜登新政”在中美高科技竞争方面，尤其是半导体行业的进出口管制和通信领域的开放与合作领域，会在多大程度上延续、微调甚至颠覆特朗普时代的对华政策，成为业内重点关注的课题。毕竟，半年多以来美国政权更替引发出来的执政法统危机高悬国会山上空，一度污秽遍地，可以想象中美官方的对话渠道处在何种的阻滞闭塞的状态之下。

“中美半导体产业技术和贸易限制工作组”的成立可以看作是一扇窗口，工作组名称中的“贸易限制”却可以让我们保持一种冷静、谨慎的乐观。除此之外，在拜登执政团队仍处在“百日维新”的时间节点上，坚持“小政府”理念的SIA在商与政之间的沟通效果，也直接影响着CSIA和SIA在未来的互通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