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已变：半导体外企本土化进入下半场
202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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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1806年11月，在欧洲大陆所向披靡的拿破仑颁布“大陆封锁令”：凡与大不列颠诸岛的一切通商、通讯均禁止之。跨海无望的拿破仑相信，封锁能从经济上彻底卡死英国。
为对抗封锁，英国鼓励中立国走私，英国货遂行销欧陆，甚至大量进入法国。但交易成本也随之大幅提高，欧洲各国苦不堪言。在封锁令的催化下，反法同盟逐渐成形，拿破仑不得不远征莫斯科，法兰西第一帝国就此一步步走向覆灭。
孤立困守，还是建立统一战线广结同盟，一直决定着遏制与反遏制，围剿与反围剿的最终结局。
近两年，在日甚一日的自由贸易困境中，中国半导体市场出现了一种“美丽逆行”——海外半导体企业开始设立由中国大陆资本主导的合资企业，主动为中国大陆半导体企业补全供应链。譬如英国Arm、美国新思科技、美国SiFive等企业在大陆设立新型合资企业，取代之前在华分公司。新公司是内资主导、继承了外企技术血脉、拥有知识产权、股权独立的完整公司。
前些年，国人遗憾外企技术溢出低于预期，市场换不来技术。不承想新形势竟然反逼出破局解药。
全球产业链割据的加剧，就连欧洲也开始担忧其供应链的自主与安全。2020年底，欧盟17国签署《欧洲处理器和半导体科技计划联合声明》,计划在未来两三年内投入1450亿欧元，推动欧盟半导体产业自主发展。
其实美国也开始追求芯片制造的自主可控，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NSCAI）认为，美国90%的芯片要进口，即使美国有强大的设计能力，如果没有稳定的国内制造，也有很大风险。为此在刚刚过去的1月份，美国批准了一项国防法案，决定向美国芯片制造公司GlobalFoundries拨款250亿美元，来确保美国芯片本土制造的安全。这意味着美国补强芯片生产能力将成为长期政策。
供应链屡屡被切断的中国半导体市场，需要自主可控的供应链自不待言。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几乎所有国际半导体公司都把中国视为最大、最具潜力，必须力保不失的客户。
当全球各大市场主体都追求半导体自主供应链，意味着全球性半导体企业要在各大市场都配置一套备份产能，这就是所谓的供应链分叉。
嗅觉敏锐的企业意识到，外企本土化已经进入到下半场，谁能在中国市场更快找到新模式——既能适应政治管制，又符合商业逻辑，谁就更成功。
居于产业链的最前端Arm，在半导体产业链有着不输于台积电的显赫地位。
处理器底层技术的开发难度和研发成本巨大，Arm对处理器底层技术进行精简，向其他处理器设计商授权自己的设计方案，让设计公司在Arm的基础上快速设计出自己的CPU、SoC等芯片，大幅降低了移动端处理器的进入门槛。这种技术中立的打法，让Arm获得了95%以上的市场。
2016年高通在中国市场被反垄断处罚，这让Arm意识到在中国市占率过高，需要采取措施规避反垄断风险。
Arm经过反复论证与筹备，2018年4月，中方投资人与Arm控股股东软银集团签约成立合资公司——安谋中国，新公司由中方控股51%，外方持股49%。
这是近年来，半导体领域最重量级的本土化案例，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生态产生了战略性影响。这也是中外合资的全新模式：安谋中国是Arm在中国市场的唯一通道，全权负责Arm产品在中国的授权和分销；安谋中国独立研发，独立开拓市场；安谋中国继续与Arm共享底层技术。
这种本来是应对反垄断的新模式在贸易战爆发后显示出巨大价值。
2019年5月15美国商务部发布华为禁令，相关海外科技公司相继宣布与华为“断交”，英国Arm也宣布遵从美国禁令，断供华为。出人意料的是，安谋中国紧接着发表了针锋相对的声明，继续供应华为。
原因不难解释，华为是Arm的大客户，但并非不可或缺。Arm是全球市占率第一的半导体设计IP供应商，华为的那部分市场可以由其他公司顺势填空，Arm的收益无非从这个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口袋。
外企在法规不明确的混沌期，最安全的做法自然是“法无允许皆不为”，先停下来再说。这也是众多国际公司在看到中国客户被美国制裁之后的第一反应。
但华为是安谋中国最大的客户，安谋中国承销的Arm产品只限于中国市场，断供华为等同断绝安谋中国的生命线。此时安谋中国自然是“法无禁止皆可为”，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找到规则的“缓冲区”继续为华为服务。同样的，这也是所有中国公司在看到客户被美国制裁之后的第一反应。
美国政府对华为的禁令，禁止的是含美国知识产权超过25%的产品，Arm作为一家英国公司只要梳理清楚哪些产品含美率超标，哪些不超标，就可以有选择的供应华为。但既然其他公司可以无缝填空，Arm何苦要顶着美国的压力，去一项项核对产品含美率，做出力不讨好的事？
但同样出于利益考量，与华为有合约约束的安谋中国，必须争取供货华为，不仅仅为了华为，更是为了自己。
安谋中国向孙正义说明缘由，最终说服了Arm董事会继续供货华为。
2019年6月22日，孙正义在台北的一场公开演讲中澄清，Arm没有终止与华为的合作伙伴关系，符合禁令要求的产品会继续供应华为。这番话其实就是指安谋中国和华为的合作。
左起：Arm IPG事业部总裁Rene Haas，华为海思CIO刁焱秋，安谋中国执行董事长兼CEO吴雄昂
经过安谋中国与Arm、华为的沟通，火速推动Arm完成下一代架构IP的合规检查，完成对华为下一代架构的授权。也就有了上面这张华为海思与Arm、安谋中国的合影。
这是华为进入实体名单之后少有的反转，保证了华为理论上的设计能力。没有Arm的本土化，这个反转没有任何可能，这是目前新合资模式最大的意义。
在此之外，安谋中国在几个方面完成了从客场到主场的转变：从之前的销售主导，转型为研发、销售、运营并行的自主本土企业。
安谋中国的自研IP研发团队，从2018年4月组建，目前已达300人。2020年有超过40家本土企业采用安谋中国的自研IP产品进行设计，有超过10个项目流片成功。
Arm在中国的营收数据也有很大改观。安谋中国2018年作为合资公司成立时，营收约3亿美元，占Arm全球营收约20%；据估算，2020年安谋中国营收应超过6亿美元，占Arm全球营收提升至约28%。自设立以来，每年有30%-40%的增长；而这三年中Arm在各主要市场为零增长或负增长。
半导体外企新模式的出现，有贸易战的推动，其底层逻辑更多的还是市场因素。早在2015年中国台湾地区的力晶科技与合肥市政府合资设立合肥晶合集成电路公司（晶合），这是安徽的首个百亿级半导体项目，也是安徽的首个12英寸晶圆代工厂。
力晶以技术入股的形式为晶合提供技术支撑，力晶占股41.29%，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40.75%，合肥芯屏占股17.95%，大陆资本控股。
这实际上是安谋模式的Foundry版本。
晶合于2017年实现量产，2020 年 7 月，晶合单月产能突破 2.5 万片，成为手机显示器驱动 IC 代工全球第一。由于需求旺盛，晶合出现产能紧张。晶合被资本青睐，美的等产业资本陆续入局。晶合可以说取得了第一步成功。
晶合达到这一步有两个要素：一，合肥市政府为大股东，与外企的子公司相比，晶合更能获得地方支持；企业上市和融资没有任何限制；二，力晶拥有一定技术储备，但在国际市场并非超一流公司，它有资本不足的短板。力晶在大陆本土化，有着背靠大树做大做强的诉求。
基于以上两点，二者一拍即合，开创了行业先河，在此之前的半导体领域，海外企业在大陆建厂几乎全部为独资，更不用说买断技术和屈居小股东。
真正效仿效仿安谋模式的还有赛昉科技，其实与其说效仿还不如说是完全复制。
RISC-V是一种与Arm类似的新指令集架构，RISC-V采用开源模式。美国SiFive 公司由 RISC-V 发明者所创立，目前为规模最大的 RISC-V 商业化公司。
SiFive公司与中国资本合作，于2018年8月成立上海赛昉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赛昉），赛昉是完整独立的公司。目前中国资本已经控制该公司超过80%的股份；赛昉是SiFive在中国唯一的销售渠道，赛昉与SiFive有技术合作关系，如SiFive向赛昉提供RISC-V IP开发技术及硬件敏捷设计方法学等基础技术 。赛昉也在中国做独立的研发，其产品可以在全球销售。赛昉与SiFive的关系，几乎就是Arm与安谋中国的翻版。
甚至有些美国企业也开始模仿这种模式。全球EDA龙头美国新思科技（Synopsys）于2018年、2019年在国内分别设立了芯思原和全芯智造两家合资公司，前者主营芯片IP，本土资本持股80%；后者为EDA本土化公司，本土资本持股超过80%。
值得一提的是，新思科技的高管离职后创立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内资公司。新思科技前高管王礼宾创立的EDA创新公司芯华章由红杉、高瓴等参投，刚刚A轮获得亿级投资。成立于珠海的芯耀辉科技侧重IP设计，其全球总裁安华，之前为新思科技全球研发副总裁。
诸如此类的公司还有很多，较为重磅的是，据悉美国模拟芯片巨头ADI也有意采用安谋模式在中国发展。
其实即便没有贸易战，外企在中国也到了必须彻底改变的时候。中国市场太大，变化太快，外企的响应速度又太慢。中国企业对技术和经营模式的追逐日夜不息，这种快速响应的贴身服务，已成为中国公司的制胜法宝。
由此导致很多外企收入逐年下降，这种趋势在科技含量降低的服务行业更早出现，它们也更早开始本土化。
以麦当劳为例，除了厨房里的生产工艺采用全球通用标准，其他环节大幅本土化。譬如在经营环节，麦当劳已将门店经营权由直营转变为特许经。
新模式还有一个重要推手，近些年全球风险资本在对中国科技公司的投资中获益丰厚，如外资在阿里、腾讯的投资获益，远大于外企在中国设立分公司的收益。在科创板设立之后，全球科技资本更加清晰地看到投资中国本土科技企业的变现前景。
如何快速孵化一个中国科技企业，没有比海外科技公司将自己在中国快速本土化更高效的选择了。
新合资模式有巨大价值，芯谋研究通过大量采访和分析，总结了该模式的核心特征：
一，中方资本为大股东，在中国市场能够提供更具竞争力的服务；参股外企在华营销能力被大幅提高，相较本土化之前，公司更加主动，企业营收大幅提高；
二，原来外企分公司只是在中国的成本中心（cost center），新模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股权架构和组织职能完整独立，有真正的研发部门，有独立开发高水平新产品的能力和意愿；
三，在中国积累很薄弱的领域，新公司在外企品牌的光环下也能够迅速发展，无论人才招聘、市场开拓、企业治理、海外并购都大获裨益，出现了此类新公司成立一两年就在各方面超过纯内资公司十几年积累的现象；
四，新公司拥有部分外企血统，此类公司在获取本土企业认同时遇到挑战，需要加强本地化，获得国民认同和国民待遇。
既然是新模式，必然要遭遇试错，Arm的本土化就有重大教训。
在美国禁令以及资本市场诸多诱因之下，安谋中国与Arm之间出现分歧，最终酿成对立。2020年6月11日，Arm联合中方股东厚朴投资，罢免安谋中国CEO。但次日，安谋中国发声，因厚朴投资与安谋中国签署有一致性行动协议，罢免程序不具合法性，Arm模式就此陷入漩涡。
不管风波具体因何而起，关键是公司股权架构出了问题。
外方设立新公司可以接受中方控股，但为了制衡，会引入第三方与本土管理团队共同组成中方控股团队，以此保证外企单一最大股东地位，第三方资本就成为关键。
当Arm董事会着眼长远，乐见安谋中国快速发展乃至上市，就会对安谋中国充分放权。但是当Arm董事会着眼于短期资本回报，操作重大资本交易时，就会加紧对安谋中国的控制，放弃安谋中国的长远发展，对其做有利于交易的改造。如何保证新模式公司的长期发展？这就要求第三方必须具有坚定看多、做多中国半导体产业的价值观，必须是长期绑定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利益共同体，这样的新合资企业才能发展得更好。
拜登上台为半导体产业环境回暖带来些许希望，但基于半导体的重要性和战略性，谁也不敢对此抱有太大期望。
令人振奋的是，在全球自由贸易退步，疫情肆虐之时，中国政府主动出击，连续达成了RCEP与中欧投资协定，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外部环境。这意味着海外科技与中国的交流将会越来越便利，越来越频繁。
1月24日华尔街日报刊文《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首选目的地》指出，根据联合国24日公布的数据，2020年流入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49%，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新增外资的首选目的地。此前几十年，美国一直是全球资本直接投资的首选目的地。
在此形势下，用好安谋模式，中国可以快速孵化一批高水平的自主科技公司，建立泛欧亚主要经济体的广泛联盟，将全球科技与中国市场牢牢绑定。
再进一步看，需求决定供给是经济铁律。当巨大的中国市场对先进技术保有持续、旺盛的需求，纵使有天罗地网，在强大需求的感召下，必然会有透网而过的供给。
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这是孔子对霸道和王道的阐释，朱熹这样注解，齐国急功好利，行霸道，国祚不久；鲁国重礼崇义，行王道，必定长治久安。
这正是当今世界的写照，美国在全球张扬科技霸权，达到了一些短期目的，迫使主体市场供应链分叉，但也为全球贸易体系带来巨大的额外成本，这种有违自由贸易原则的倒行逆施，必定不能长久。中国通过自由贸易团结全球科技力量，以外企本土化为突破口，让全球企业公民通过落户中国，让它们与中国深度融合，长期分享中国的发展红利。这才是重礼崇义，近悦远来的王道，必定能为中国半导体再造一条公允又安全的全球供应链，也能重新凿穿东西，打通一条新的全球化通道。
“回顾历史，开放合作是增强国际经贸活力的重要动力。立足当今，开放合作是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现实要求。放眼未来，开放合作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时代要求。”
一言蔽之，王道必胜，霸道必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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