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汪：3次归零，才有了10亿美金的华米

一

22岁时，黄汪有些纠结，考研还是去华为？

按原计划，他会选择考研，在中科大读了4年的微电子，他想转去读本校的计算机研究生，导师也已经联系好了。可计划赶不上变化，当他看到华为在学校打出“年薪10万”的广告时，他犹豫了。

临门一脚是同学踢的，“他拉我说一起去面试吧，我们关系挺好，一想我也去试试，然后手写了一份简历，又找导师写了推荐信，说这个同学干这个事儿这些工程什么挺好的，就去面试了。”

后面的剧情很烂俗：黄汪上了，同学被刷，而他拿着这份不菲的offer，想法也变成了“先工作，然后再考研也可以。”

虽无法考证，但与黄汪有相同心路历程的人显然不在少数。

“加入华为的一个部门，会发现隔壁的人是清华的，这边是北大的，那边是交大的，这边是复旦的，这边是南大的，有点像高考刚考到大学里面，这是哪个省的状元，这是哪个省的金牌银牌。华为当年基本上把中国所有一线高校的毕业生都招过去了，我们在华为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

黄汪把这种工作经验比作另一次求学，

“同事关系都非常好，有点上下铺的感觉，我说我想出来开个公司，干这个、干那个，他们就帮我出主意，大家都挺有梦想的，只是有些人觉得自己不适合创业。然后到了1998年年底，我就觉得不能老想啊，先出来再说吧。”

这时候，黄汪给导师打了个电话，

“我觉得在这儿每年拿10万块钱没什么意思，还是想出来，觉得创业比较有意思。我跟他描述，每天早上，我记得那个时候是8点半上班，晚上8点半到10点半之间不定期出来，每天都见不到太阳，我说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样子。”

“导师怎么说？”

“他也没说什么，就说你再想想，打了电话不久我就已经冲回合肥了，出现他面前的时候他很惊讶，问我你离职了吗，我说我离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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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黄汪是广西人，更喜欢南方的饮食习惯，之所以回合肥，有两个原因。

“合肥的生活成本低，工资成本也低；又靠近母校，可以招很多兼职，原来的老师、师兄也在，相当于依靠高校创业。

那时候没孵化器，也没有那么多的VC，如果在深圳创业，第二天交不起房租就得睡街头。在合肥如果实在不行，同学还在学校读研，我去蹭学校宿舍都没关系，学校食堂吃饭一顿就几块钱，这种是没问题的。”

创业的动机也很简单。当年求伯君做的WPS，以及史玉柱开发的汉卡，对黄汪来说就像可以触及的Facebook和Google，所以能不能像他们一样，“干一款产品，影响很多人”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不过显然，他低估了这件事情的难度。

“对我来说最大的冲击是，一开始觉得创业只要把产品干好就能干得很好，顶多应付一下工商税务。但是当你组一个团队的时候会发现，事儿干得差不多的时候大家各有想法。”

第一次是负责销售的合伙人出走，说要回深圳：

“当时就傻了，我没卖过东西。只能坐在卖东西那小姑娘旁边，她一边跟客户打电话，我一边给她递小纸条，听客户怎么问，我就写你应该怎么说。”

第二次是负责硬件的合伙人出走，说要去读研：

“这个更惨，我想可能一个月都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有个师弟，我发现他原来是搞软件的，怎么也能画电路图，也能做板子，然后我想我也不比他差，就咬牙从画电路图开始到做电路板出来。”

经历了两次“高层动荡”，黄汪觉得应该感谢母校，“中科大有这个传统，很多课都得学。电路设计、软件，还有基础的物理课程，包括量子力学这些。”

而最后他发现，“软件、硬件、销售自己都干过，一个人也能做这个公司。然后公司就开始赚钱了，开始招人，各种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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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一个公司做得很好的时候，所有的包括全球Top5的芯片公司全找到我们。

第一个是摩托罗拉半导体，当时我们已经是他亚太区最大的合作伙伴，我们所有的工具都用到了它的芯片和处理器，他们会基于我们整套东西加速他们客户的研发，中兴、华为、联想，还有全中国所有的电子专业、通信专业、电子工程专业都用到了这套工具。”

对产业造成的影响让黄汪很有成就感，不过他也为自身的局限感到困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二家公司。

“第二家公司是帮OPPO、蓝魔、魅族做MP4的产品设计，基本上也卖火了，OPPO投了这么多电视广告都为了这一个产品。

那时候也很舒服，每年几千万也赚到了，但这种成功都是在一些细分领域上的成功，我总觉得怎么就做不大一个很好的呢？到第三家公司的时候就想干一票大的。

其实也是很自然的延续，MP3没有屏幕，有的是一块小屏幕，MP4屏幕更大，那个时候你就发现很多用户说能不能在MP4里加个蓝牙连手机，或者做成一个PDA，搞个音乐视频都能看的。

我们是第一个真正在这么小的数码产品里，能够解码各种播放格式的。开始是Flash格式，后来各种格式的大家都在下着看。我们把这个技术给了OPPO，然后就自己开始做平板电脑。

2009年开始做平板电脑，业内非常震惊，我们出第一款产品时iPad都还没出来，我们自己有整套基于Linux图形界面的系统，然后从2010年开始就转向 Android。

当时小米还出过一个叫小米司机的软件，那个软件可以查你违章多少次，我们找小米谈，说你能不能把软件预装在我们这儿，我付钱给你。

就觉得自己很牛逼，很赚钱。到2010年最赚钱的时候，还投了电影的贴片广告。那个时候电影的贴片广告整个市场还在尝试，也不贵。”

人是有惯性的，两次扶危楼于将倾，两次账面上成功的创业，黄汪并不认为外力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直到平板市场急转直下，他发现自己根本没那么多钱去做品牌转型，或继续投入。

换句话说，“2011年、2012年开始下滑的时候，前10年所有的积累都搭进去了。一夜回到解放前，你发现自己还是玩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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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谈到第三家公司时，黄汪多次用了“悲惨”一词。

“我们发现在平板上做了那么多技术创新，最后都没什么用，一个产业不行的时候，你怎么弄都是大势所趋，都是不行，就这么一个情况。

每天晚上只要想一下，会发现自己花了几千万，就这么两年，所有的这些坑，都千真万确地影射到脑子里面，所有的东西都一清二楚。”

公司离倒闭最近的一步，黄汪走到了拖欠工资。

“我们分批次的，越是基层的员工越立刻发，比如说当月或者是第二月就发了，然后中层干部就谈话，说迟两个月再发，核心高管我给你2000，你别想了，就这么熬，分层次熬。”

那时候，平板电脑市场的衰落是可被感知的，最明显的信号便是，iPad成为了苹果所有产品线里唯一不增长的。而在那个点上，黄汪决定了要转可穿戴。

“2013年1月，我从CES回来，立刻组了个队，最核心的那拨人就干手表去了，分一点人继续卖电脑，也不能停，因为这是当年的现金流水，我们自己的品牌渠道都还要靠平板电脑。

转可穿戴，才有了当年9月份的Zwatch。

在合肥创业就有这个好处，相对一个稳定的封闭的环境，还能熬到那个时间点，在这么拖欠员工工资的情况下，把智能手表做出来，卖出去，还赚了一些钱。

但是转可穿戴，我们有一个害怕的地方，可穿戴在2013年非常热，而且Fitbit，Jawbone那个时候融到的钱非常多，所以我们想我们又是一个小本经营的方式继续做，会不会做着做着又不行了？

其实在做第一个公司的时候，我们就跟IDG谈过，IDG没搞懂这个东西，当然他们的判断也是对的，这个东西做不大，但是这个公司可以在一个专业领域活得很好也是对的，我就说你爱投不投，你不投我们也做得很成功。

然后继续做第二家公司，又做大了。

我形成了思维定式，干嘛找人投资。回过头你看我们这个圈子的公司，包括魅族找什么投资，最后找马云去了，为什么要找马云，不还是缺钱嘛，你跟更大的巨头PK的时候，会发现不在同一个维度。

所以到了2013年下半年，我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融资，没找小米，但最后恰好是小米投我们了，这个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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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实在2013年我们找投资人的时候，都问我如果小米做了你怎么办，我后来回答这个问题，干脆说小米投我们做，这就不是问题了。

不过还是看不同的投资人，像再之前，人家问腾讯做了你怎么办，同样的逻辑嘛，你做APP的话或者一个互联网业务，腾讯做了怎么办，总有办法。你只要是这个行业里面真正玩过这个产业，很熟的，你就知道该怎么办。

反正我觉得，小米什么都有可能会做。

MIUI的初创人员孙鹏是我校友，也是中科大的，那次我记得他是到科大讯飞出差，在我公司附近，就顺带到我们这儿来转了一下。

我那会刚做手表，说给你一个吧，回去试试，如果你觉得好看能不能在小米商城上卖一卖，他说行，我回去戴一下。结果戴几天给雷军，雷军戴了靠谱，就说谈一谈吧，我觉得雷总都有意思谈，上小米商城应该没问题，我说那我们谈谈看。

中科大的个性都是这样，不会跟你说半天，就说雷总说这个挺靠谱的，你跟他聊聊吧，也不说聊什么，我说聊聊就聊聊。你知道在那个点上，大家还是很想跟他聊的，而且我当时其实也挺牛逼的，拿的是魅族手机。

那次雷总跟我说，你们那个阅读器做得挺好的，我说你在网上搜的时候，你看看我们的智器阅读器（APP），带PDF功能，口碑比别人的都好，各大Android市场评价，我们4星半，你们是多少？还在说这个事儿。

所以基本上我们当时对自己的产品能力还是很有自信的，但是说起互联网真是傻眼。

印象很深的是我们交换名片，我就给他报我的邮件地址，发现特长，雷总听了说你这个，你就不是做互联网的，这么长谁能记得住。我说这有什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人搜一下智器就出来了，现在还要域名干什么，然后他在那叹气。

那次聊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但没谈到投资，他就直接跟我说，我给你介绍个人，刘德，你跟刘德聊聊那个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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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2013年，小米的主战场还是手机、电视、路由器，如何不错失IOT这个风口？当年6月，雷军在内部提出了“小米生态链”，意图用投资的方式卡位，而当时他的口号是——抢公司。

“我们是在2014年的1月成立的公司（华米），成立之前其实已经在做（小米手环）了，双方一边谈产品，一边谈投资，并没有说要等钱到了我才开始做事，我们不是这样的。

那时候，核心团队停掉了2015年所有的平板电脑，和智能手表的研发，雪藏了‘智器’品牌。阻力并不大，第一是公司的压力挺大，第二我觉得大家也比较相信我。

唯一需要我背书的就是，我们不干自己的品牌，大家感觉又回到第二家公司帮人家贴牌。以前是给OPPO，蓝魔干这个事，现在是给小米干这个事，整个团队肯定从情感上有一些抗拒。

他们肯定不敢直接跟我这么说，但是我能够感觉得到，因为配合的时候，他们会问咱们也出个手环什么的，还会说一句，小米手环又不是我们的‘孩子’。

从2009年一直到2013年，4年把一个品牌从零到有做起来，这种感情一定是有的。其实从这个公司成立开始，也就是做小米手环以后，大家一直在说我们什么时候推自己品牌的东西，我一直安慰大家说，你们好好把小米手环做起来再说，我们聊可以聊，但是现在没有到时间点。

到了2015年3月，苹果开始正式发货（Apple Watch），我们觉得这个事有点神，苹果手表一发，我们当月的销量就开始猛涨，到了3、4月就涨到了1个月100万只，真是疯了，我们也没法解释，其实想想就是去年，去年感觉是过了5年都不止的时间，感觉有点遥远。

一开始我们内部估计，小米手环卖个几百万只，应该是能做到的，以当年小米的流量和影响力。但是我们的确没想到能干到1000万只，最后卖了2000万只。

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事应该启动了，开始真正要落到行动上来，说我们怎么去做，怎么定义这个产品，怎么做品牌，就开始了。”

（高圆圆代言华米自品牌Amaz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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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在2014年年初，小米生态链的公司很少，宁宁在主导工业设计，其实基本上就是她亲自在干。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很多的交流，也包括冲突，最后我跟宁宁说，我们要找一个很牛的工业设计师。我们是创业公司，不能永远依靠小米，你还干自己的品牌，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她最早帮我介绍了（于）澎涛 ，说澎涛在硅谷，也想加入一个好的创业公司。德哥是这个圈子里的老大，她说要不你找一下德哥。我就缠着德哥，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去小米找他，说你找澎涛了没有，你要帮我背书，他怎么反馈的，你再跟他怎么说。

那年国庆节，澎涛还没加入公司的时候，我又跑到美国去找他，然后带着他去谈下一轮融资，让他感受一下。后来他成了我们硅谷第一个员工，找房子，租办公室等等都是他干的。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随着很多牛人逐渐加入，慢慢地这个团队新的核心竞争力和理念就形成了。

团队在不断扩张，我们对市场判断也很简单，就是整个手环市场其实已经都是小米手环了，机会在哪呢？我们做一个产品怎么去讲一个故事？后来我们定了一个特别高冷的调，就是时尚。

我们有做过品牌的经验，所以我们在想开场不一定很大，内部也不要说这个东西能卖多好，因为时尚本身就是高冷的东西，我们要让大家都知道华米开始做品牌了，然后给整个供应链、媒体、投资人、政府很多支持过我们的伙伴传递这么一个信息，至于量出多少不是我们最关心的。

我感觉品牌就是一个小孩，刚出生的时候你得让大家知道，知道的越多越好，然后赋予他第一个调性就是时尚，接下来我们又发了一个运动手表，高科技的因素进来了，运动的感觉就有了。

在这次发华米手表之前，张小龙可能是唯一看过我们手表的外面公司的人。他说我觉得你们这个还挺好的，大概想做运动手表，智能是附送的。这句话是他总结出来的，我心里想很牛逼啊。

所以这个小孩成长的过程当中，或者说这个品牌成长的过程当中，它的个性就会越来越丰富，它就不再是时尚高冷了，它品牌的内涵会慢慢地丰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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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作为唯二营业额突破10亿人民币，估值突破10亿美金的小米生态链公司，一直有人揣度华米与小米的关系。据小米生态链产品总监刘新宇透露，那些空穴来风的‘决裂’，一直让黄汪感到苦恼。

“其实我跟我们内部的骨干们说过，我们最希望的状态就是京东跟腾讯的关系，华米在一个领域做得特别好，小米是我们一个重要的股东，我们反过来也支撑小米在某一个领域的影响力。

我一直认为华米是一家人体数据公司，小米不可能是一家人体数据公司，他是一个以硬件为中心的，或者说现在以手机为中心，连接一切的公司。所以我们跟小米本质上并不一样。小米还持有我们很多的股份，它干嘛还要单独做一块，除非我们做得不好。

德哥也说过了，在整个生态链当中，不可能所有的公司都能等到上市的那一天，总有一些要不就卖掉了，要不就合并了，或者彻底失败谁也不要了，这是常态。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华米也不一定说就能走到上市的那天，这里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的仗要打，所以这个过程谁也说不好，我只能说，我们的方向大概就是这样，如果成功，一定是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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