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2月22日 | 全球专利诉讼新趋势：专利权的地区性和贸易的全球性矛盾

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摩擦、中印关系趋紧、日韩贸易争端……2020年，全球风云变幻。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战略资源”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以专利为例，过去一年新冠疫情流行，全球经济活动受到较大影响，而国内外专利诉讼并未因此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亦呈现出一些不同以往的趋势。

首先，随着物联网普及，汽车行业成为专利诉讼活跃新领域。一方面NPE（非实施实体）在汽车行业活动激增，另一方面塑造汽车物联网专利许可模式的经典案例也在这一年发生。其次，全球各司法区域在裁决专利纠纷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倾向，特别是对作为专利权人的NPE的倾向。最后，专利权的地区性和贸易的全球性之间的矛盾凸显，各国司法都在力图寻求平衡解决之道，国际知识产权司法中的冲突与协调成为各国司法需面对的新课题。

疫情下的专利诉讼：不降反升

据美国知识产权服务公司RPX Insight发布的季度报告，尽管COVID-19大流行引起了广泛的经济下滑，但第二季度美国专利诉讼仍显著增加，NPE活动在6月的最后几天飙升。而第三季度，专利诉讼延续了第二季度的增长趋势。

国内方面，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数据，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国内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案例相关文书共313485篇。与2019年同期的332207篇相比略有下降，较2018年的240800篇增加30％。考虑到裁判文书的公开周期，2020年国内知识产权纠纷活跃度显然不逊于2019年。

专利诉讼活动频繁的领域则集中于当下的热点技术领域。RPX报告显示，2020年上半年，针对汽车市场的诉讼显著增加，而生物技术和制药、半导体和网络行业专利诉讼也经历了相当大的发展。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第四季度，特别是汽车行业，NPE的活动激增。例如，2020年12月，一家名为StratosAudio的公司针对现代、马自达、斯巴鲁、大众、浙江吉利提起专利诉讼，涉及车辆信息娱乐系统。

这与汽车智能网联化趋势息息相关。车联网的普及使得汽车领域的专利许可日益频繁，不同于以往的单一行业专利许可，车联网专利实施需要通信、影音、AI等多领域专利许可，这种跨行业专利许可尚未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许可模式。汽车行业传统上由各级供应商自行取得知识产权许可，许可协议包含于供应商与整车厂商的合同中。而掌握车联网大量标准必要专利的通信企业，习惯于与整机厂商谈判授权，以整机为计价基础，不与各供应商单独接触。至今尚未落下帷幕的诺基亚诉戴姆勒系列案便由此而起。

此案被认为具有奠定汽车物联网专利许可基调的意义，甚至波及家电等物联网落地场景。物联网专利该适用哪种许可模式？物联网领域什么是符合FRAND原则的许可费率？专利许可对象应该是终端产品商还是零部件供应商？这些颇具争议的话题成为案件的争论焦点。目前，其中一宗案件已由德国杜塞尔多夫地方法院转交欧盟法院。案件尚未定论，不过在此前的数次交锋中，戴姆勒暂处于不利地位。

专利诉讼的国际冲突：管辖权之争

众所周知，专利权是一种地域性权利，而贸易全球化要求企业获得全球性专利许可。一旦发生纠纷，往往多个司法区域都有管辖权，专利权人和专利实施人出于不同的考虑也经常选择不同的司法区域进行诉讼。在此情况下，诉讼当事人是应该向各司法区域申请裁定本区域的专利许可条款，还是由一家法院裁定全球许可条款？由于跨国知识产权诉讼极其耗时耗力耗资，各方多倾向后者，部分国家法院也开始进行相应的司法尝试。

2020年8月26日，英国最高法院针对Conversant诉华为案和无线星球诉华为案发布了一份长达58页的裁定。在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定中，英国最高院认为：“ETSI在其知识产权政策中的合同安排，赋予了（英国）法院裁定FRAND许可的管辖权。”在涉诉产品销量英国市场销售额不足1％的情况下，英国法院裁定了一个全球许可费率，在业界引起轩然大波。不少媒体评论其有长臂管辖之嫌。不过，由一地法院裁定全球许可费率的做法确有明显优势，得到不少英国以外的其他司法区域支持。

在此情况下，究竟该由哪一具有管辖权的法院裁定全球专利许可条款就成为各方争议焦点。全球各国法院争夺标准必要专利案件话语权现象，在过去一年空前凸显。最典型的案例之一是小米和Interdigital专利纠纷案中，同时出现的“禁诉令”和“反禁诉禁令”。

此案中，小米率先在中国对Interdigital发起诉讼，一个月后Interdigital在印度对小米发起专利侵权诉讼并申请了禁令。小米随后以中国诉讼发起在前为由提起保全申请。2020年9月23日，武汉中院发布针对Interdigital的“禁诉令”，以防止印度诉讼干扰中国诉讼审理程序。10月9日，印度德里高等法院发布命令，针对此“禁诉令”向小米发布“反禁诉禁令”。责令小米在印度案结案前，不得执行武汉中院的“禁诉令”。此举不仅违背国际礼让原则，更是全球知识产权诉讼史上极为少见的，在别国法院已下达“禁诉令”的情况下，针对性地下达“反禁诉禁令”。

专利司法的突破：从临时禁令到全球SEP许可费率管辖权

过去一年，同样是国内专利司法取得突破的一年。2020年10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这是历史上第四次《专利法》修订，此次修法提高了专利侵权成本，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提高法定赔偿额，完善举证责任制度，延长了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期限，增设专利权期限补偿制度，新增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程序。为新时代专利司法实践奠定法律基础。

2020年1月，天津知识产权法庭颁发了全国首例涉发明专利案件海关临时禁令。在专利诉讼中，国内法院此前一般不倾向授予初步禁令。2018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司法解释对禁令适用的实质性和程序性要求进行了编撰和标准化。从司法解释发布到首例临时禁令发布，我国知识产权行为保全制度正在不断完善并走向实践。

前文所述的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费率的管辖权问题，我国法院也在进行有益的探索和实践。2020年12月，深圳中院在审理OPPO诉夏普案中夏普提出的管辖权异议问题时，首次以成文裁定形式确认了中国法院对于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费率的管辖权。法院在裁定中表示，在确定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的管辖时，应考虑许可标的所在地、专利实施地、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等因素，还应综合考虑双方谈判意愿、FRAND原则、纠纷解决的最密切联系原则以及效率原则等因素。较此前英国法院的做法，更具有实践意义。同时，如果最终法院做出相关判决，此案将是全球首例对WiFi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费做出裁判的案件。